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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金融海嘯十周年回顧系列文(五):災後重建,碎滿一地的經濟大夢

上一篇文章,我們談到政府搶救的成效,礙於有限篇幅和實際成效的歸納困難,我們只談了三挺政策。另一方面,我們也提到消費券,這是大家較為熟知的政策,但它並不如預期那樣有效,我們談了原因以及可能的改善措施。
 
本文已經是系列文第五篇,第一個要來談談提升市場信心的不恰當方式。第二則是美國的災後改革,他們的改革動作受全球矚目,也是歐洲以及我們台灣的效仿對象,因此是一個關鍵部分,我們也會談及台灣方面相關議題。
 

到底要走哪邊?

前面文章,我們已經談論過政策的成效,本段落則是要探討較為不可取,或說難以理解的搶救手法。
 
市場崩跌是基於信心不足,為建立信心,我們會看到政府人士或威望領袖公開信心喊話。但是,放出奇怪風聲的,就很特別了!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教授在一篇論文中,做了如下探討。
 
2008年6月23號中國時報A1版報導,政府高層說外資對台股有信心,對於中長期投資者而言,已是好的進場價格,但其實前幾天的6月20號,經濟日報A3版才報導出,外資大賣了900億台股。
 
後來,同年6月29號與7月10號的工商時報報導,官員說雖然外資賣超,但錢尚未匯出。但7月4號工商時報又報出,當時台灣已有三個月是「淨匯出」。而論文更指出,政府官員說2008年上半年是淨匯入,但實際上是前幾個月淨匯入,後幾個月淨匯出﹝畢竟中間卡一個金融海嘯﹞,陳博志教授認為這是虛晃一招,甚至許多舉措是想讓人以為股市還會再漲。
 
此類情況在2008年還發生不少,政府說詞之反覆不定,確實讓人起疑。是否為說謊固然涉及價值判斷,換個方向,也許情勢所迫,若任憑壞風聲傳遞,市場還可能持續一敗塗地。然而市場信心建立在錯誤訊息上,確實也不可取。
 

美國金融體系與災後改革

1933年,美國公布葛拉斯─史提格法案﹝Glass-Steagall Act﹞,作為羅斯福總統新政後的銀行規範依據。此法案將銀行業區隔成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,不能跨界經營對方的業務。
 
1999年發布金融服務現代法﹝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﹞,葛拉斯─史提格法案正式走入歷史灰燼,此舉被斥責為圖利銀行和引發海嘯的戰犯。顯然人們忘了此法案的用意與1929年大蕭條的教訓。
 

陶德─法蘭克法案﹝Dodd-Frank Act﹞

人們痛定思痛,巨型投資銀行運用高槓桿及資產負債表以外的資產進行交易,造就了高報酬以及高破產風險的營運模式。限制投資和自營交易成為改革重點,因此陶德─法蘭克法案在2010年正式誕生。
 
其所規範重點如下:
  • 參加存款保險的大型商業銀行,不能使用自有資金從事投機交易
  • 商業銀行不得進行投資銀行的操作,反之亦然
  • 限制以低於3%自有資本投資私募基金與對沖基金
  • 達一定規模的對沖基金及私募股權基金,須向證管會註冊

 

美國體制與改革

美國的監理機制為「多重監理」至少兩個監理機關進行金融部門﹝銀行、證券公司及保險公司﹞的監理。在此次海嘯後的金融改革,美國體制仍屬多重監理。
 
美國體制改革最終在於改善資訊不透明、保護股東及消費者、強化金融監管,並且減少道德風險的誘因。大約分為六大面向:
﹝一﹞增設「消費者金融保護局」,以監控貸款、信用卡和金融商品,並制止掠奪性放款
﹝二﹞資產5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由聯準會監理,500億以下由「財政部錢幣管理局」及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」負責監管
﹝三﹞在財政部中增設聯邦保險辦公室,向國會提出保險現代化報告
 
同時,也重新規範金融業務。
﹝四﹞對新型態的金融商品列入管理,絕大多數衍生性金融商品需透過「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」﹝CFTC﹞的櫃檯市場交易
﹝五﹞允許投資人對信評機構進行訴訟,要求金融機構銷售複雜金融商品時持有該商品5%,以分擔風險;並設置半官方機構,處理信評機構的利益衝突
﹝六﹞強化股東投票權及代理權,要求合理規範管理階層的薪酬
 

島內的呼聲

台灣在此次海嘯中沒有發生銀行危機﹝泡沫破裂導致銀行出現大量不良資產,出現支付危機﹞,但也是受創極深。而災後也有改革呼聲,不乏強化金融安全網、利率與匯率調控、關注美國量化寬鬆的熱錢和相關法規修訂等。
而關於財政方面,有人提議參考美國政府紓困計畫,該主張提出政府不該無償紓困企業,因為錢是納稅人的,政府應收取企業的股權,第二是以高利率融資拯救瀕臨死亡的企業。
 
依市場經濟的角度,筆者認同此觀點。無償或低報償的紓困是變相的補貼,一來有干涉市場,並破壞公平之嫌;二來企業競爭誘因可能被削弱;第三是財政赤字沒有辦法得到相應舒緩。
 
金融監理方面,台灣制度為近十年來趨向於「一元監理」,統一監理權責的大棒交給了「金融監督委員會」。此方面有人表達支持,主張深化一元監理,不建議步上美國多重監理的腳步。同時應強調業者的人員素質及內部管理,以利納入國際金融體系。
接軌國際
此次海嘯台灣沒有發生銀行危機,一方面得力於搶救策略之助;二來也有討論認為是台灣體制不夠開放以及革新之故。金融體系之創新與全球趨勢接軌,是台灣有共識的走向。
關於創新度與接軌程度,各界人士也憂心忡忡。台灣長期「政治先行」﹝以政治或意識形態先行﹞的環境,讓許多新創項目無法推動﹝想想Uber和虛擬貨幣﹞,然而更為開放與創新,卻又容易陷入難以掌控的危機,事情總是一體兩面。
更加開放與融合是世界趨勢,害怕受傷而不敢邁開腳步,是大可惜。我們或許該思考「市場先行」,先透過市場的認可與篩選,再進一步實行政治與法規規範,或許是比較理想的步驟。有開放一定有風險,一定程度的規範是為創造更安全的發展環境,當然,好的規範也與政府體系是否跟上市場開放及全球化密切關聯。
 

結語

10年已經過去,當時恐慌的情緒、每一個英明與荒唐的決策,都成我們閒話家常的話題。我們也得以透過後見之明,釐清事情的原貌和我們理想的走向。我們是否比當年更進步了呢?
 
下一篇,我們將從金融海嘯的搶救與災後補救,轉向額外延伸的思辨性議題,例如銀行「大到不能倒」等。我們會看到正反面思辨,更會揭示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,事情總是存在模糊地帶,沒有絕對對錯,只有如何選擇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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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宗仁

懂經濟的文學人,懂文學的經濟人。有時大筆揮灑,就揮出一個大唐;有時會發揮數理頭腦,常在經濟均衡式和最佳解中徘徊不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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